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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大迁徙”
由于国际时局风云变幻及国内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朝鲜华侨三次“大迁徙”,成为现代朝鲜华侨历史上重要事件。
一是五十年代因战乱作为难民回国定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旅居朝鲜的华侨由于受战火影响,无法在朝鲜继续居住生活。为了躲避战乱,许多华侨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提出归国定居要求。鉴于当时的情况,经中国政府批准,华侨回国登记工作由中国驻朝使馆负责。从1951年3月9日开始,经过登记、审查、批准,到1951年5月30日,安东(现丹东)的辽东省接待站接待入境华侨257户、661人,全部属于难侨。侨居朝鲜平安北道、黄海道、平壤、新义州、平南道、元山等地,还有一部分进入北朝鲜的南朝鲜华侨商人。到同年底,回国定居华侨人数达到3,000多人。1952年,由于朝鲜战事蔓延,要求回国定居的华侨人数逐渐增多,当年要求回国定居的华侨人数达5,000多人。到同年7月26日,吉林省图门和辽宁省安东(丹东)两个口岸共接待入境朝鲜华侨3,252人,并将接待回国定居的朝鲜华侨确定为第一批难侨。至同年11月15日,安东口岸共接待17批次,共959户、3511人。同年9月,由辽东省筹备第二批接待工作,从10月15日开始至11月15日,安东(现丹东)共接待17批次,共959户、3,511人。同年12月5日,开始实施第三批接待难侨计划,至1953年2月10日,共接待朝鲜华侨回国定居2,839户、10,065人。1953年3月末至同年5月间,辽宁丹东和吉林集安、临江、图们4个口岸共接待第四批入境朝鲜华侨2,962户、11,209人。
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年7月以后回国定居的华侨人数逐次减少,到同年底基本停止。在朝鲜战争期间,旅朝华侨回国定居总人数达2.9-3万人,此时,仍然旅居在朝鲜的华侨人数达11,839人。此后5年间,由于时局稳定,旅居朝鲜的华侨情况趋于平缓,华侨总人数也有自然增长,截止1958年:朝鲜北部华侨人数达3,778户、14,351人,多为山东籍。
二是六十年代由于时局变幻越境回国。1959-1960年间,在中国驻朝使馆“建设社会主义朝鲜”的号召下,许多华侨被迫加入朝鲜国籍,成为朝鲜籍华人。
1962年以后,由于原隶属中国驻朝使馆负责领导的各级华联会和华侨学校转由朝鲜政府管理后,许多华侨就业和子女读书均出现困难,加之一些华侨由于居住分散,一些人的婚姻问题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旅朝华侨通过驻朝使馆申请,要求改籍并回国定居。就在驻朝使馆尚未答复和办理的情况下,居住在朝鲜会宁等37个郡(市)的华侨利用吉林省与朝鲜毗邻接壤的便利条件,大批的自行越境进入吉林和辽宁两省,形成了归国潮。考虑到华侨归国的实际情况,又鉴于吉林省与朝鲜边境线长、华侨越境点多,中侨委指示以吉林省为核心承担起此间接待旅朝华侨归国的工作。1962年2月,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召集省民政、公安、边防等部门研究决定,在图们、(和龙)开山屯、(珲春)凉水、(延吉)南坪和三合、集安、长白设立“朝鲜越境归侨收容接待站”。随后,1965年辽宁省也在丹东市和宽甸县的长甸河口各设一处接待站,对朝鲜华侨归国接待工作做到了规范有序。1963年吉林省各口岸接待入境朝鲜华侨600人,1964年接待8,172人。
依据中侨委1963年3月22日电报指示精神,以及1964年中朝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边境地区维护国家安全和秩序的工作中相互合作协议》,对越境华侨,从维护中朝关系考虑,边境口岸尽可能说服其返回朝鲜。1965年1-4月间,延吉三和收容接待站共接待华侨284人,经过3个月的工作分5批动员遣返77人。1965年间,吉林省各口岸共接待越境朝鲜华侨269户、1,057人,遣返回朝鲜52户、144人。但有些华侨遣返后又越境回国。此间,越境进入辽宁省的朝鲜华侨人数约1,000人。
1966年之后,中朝关系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趋于紧张,旅居在朝鲜的华侨处境更为艰难。部分朝鲜华侨通过驻朝使馆出具传籍证明回国,大量华侨则继续以越境形式进入吉林省和辽宁省各口岸。1966-1968年3年间,吉林省各口岸接待入境朝鲜华侨6,285人,辽宁省各口岸接待入境朝鲜华侨1,900多人。以上8年间,吉林和辽宁省各口岸共接待入境朝鲜华侨18,000人次。
1970年以后,旅朝华侨回国的人数一度减少,每年以持证形式归国的人数为50-70人,大量私自越境回国的现象基本没有了。1971年起,中朝两国边境地区恢复边民和华侨往来探亲,每年有300-500名华侨回国探亲,其中一部分人采取探亲逾期不归的形式滞留国内定居。1971-1978年间,每年有20-40人。到1978年,探亲逾期不归滞留在辽宁省的旅朝华侨有145户、247人。
三是八十年代回国安居乐业。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国内繁荣景象,强烈吸引旅居于经济相对落后朝鲜境内的华侨要求回归定居。与此同时,国家对华侨回国定居在政策上亦有一定放宽,1979年国务院曾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中朝友谊和解决旅朝华侨找工作和升学困难,放宽旅朝华侨归国》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在朝鲜华侨社会中又出现了第三次回国潮。
此时期回国的形式和人数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1年,这一时期朝鲜华侨归国的特点是人数多,其中1980、1981年两年入境人数超过700人,为近20年的最高点。1979年丹东接待46人,1980年约100人,1981年接近200人,1982年为250人。在吉林省口岸入境的朝鲜华侨人数为:1979年200人,1980年588人,1981年814人。第二个特点是以越境形式回国的人数又有大幅度上升,这一时期形成了越境、持证、探亲逾期不归三种归国形式,其中越境和滞留不归人数与持证人数大体各占一半。由于当时大批旅朝华侨急于回国,而国内有关部门考虑到各省的接待安置非常困难,只能采取逐步审批的方式,加上国家对越境归侨采取经动员不归就不再遣返的政策,所以一些华侨便采取私自越境的方式回国。如1982年丹东市接待入境的250名归侨中越境者82人。1980年在吉林省接待入境的588人中,持使馆批件回国的130人,探亲滞留172人,越境回国286人。1981年从吉林省口岸入境的归侨中,持证654人,越境者171人,探亲逾期不归者66人。第二阶段是1982-1985年。由于国务院进一步放宽了归侨审批权限,以越境形式归国人数大大减少。这4年间,回国定居旅朝华侨人数约1,500-1,700人。
1986年起,国务院侨办根据国内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实际情况,对华侨回国定居审批又趋于从严掌握。所以从1986年起,旅朝华侨回国定居人数大幅度减少。进入九十年代,我国已转入市场经济发展近阶段,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家进一步改革了归侨安置政策,对要求回国定居的华侨停发归侨安置经费,由归侨自行解决住房和工作。同时这一时期为朝鲜经济困难时期,华侨归国时不可能携带很多物品,所以旅朝华侨回国后没有正式工作和住房生活问题将难以解决。因此,从1991年起,朝鲜华侨归国人数进一步减少,旅居朝鲜的华侨人数基本上稳定在约5000人。
见证旅朝华侨史,华侨是两国友谊和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也是时局动荡的受害者,1931年朝鲜各地排华事件触目惊心,一个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海外华侨坚强靠山。近五十年来,朝鲜华侨三次“大迁徙”,回国安置定居人数约5万多人,大多定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融入当地社会从事不同行业,在祖国的怀抱里安居乐业。他们发扬朝鲜华侨“爱国爱乡、勤劳朴实”的光荣传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报效祖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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