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记忆（五）〔转载〕

刘贤一

梁森培〔转载〕朝鲜记忆(五)

——记旅居朝鲜华侨的峥嵘岁月
作者：王永贵 前中国驻朝鲜清津总领事

在日本统治时期，每年有许多中国人来朝鲜谋生，有许多事务需要有人出面协调。当时号召华侨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因此各大城市以商人为主体，组建了“华侨商会”。受当时条件限制，没有建立统一的总领导机构，各个城市各自成立商会，每个商会规模不一，推选一两个人负责处理日常华侨事务，出面同日方地方官府交涉，调解华侨内部纠纷。商会一部分经费来自商人捐献，其他华侨根据自身经济条件量力捐助。

华侨商会主要负责人叫“会长”，由大家推举当地有声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出任。商会宗旨是团结华侨，为华侨排忧解难。自从各地有了华侨团体，华侨就有了团结的核心。很多事情不用个人直接去官府、警察局，由商会代为交涉，不再因为语言不通遭受打骂欺辱。华侨家庭、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也由商会出面调解说和。商会还发动华侨互助，帮忙解决就业。办理户口、营业执照等事项，华侨也多依托商会办理，商会成为那时华侨重要的依靠。

在华侨的支持下，商会创办民族学校“华侨子弟学校”，让大批华侨子弟获得读书机会，为华侨办了大量实事。

日本投降，朝鲜建立新政府，社会制度发生巨变，旧的华侨商会自动解散，组建新的华侨团体。首先在平壤成立华侨组织“华侨联合会”，之后改组为“华侨联合总会”，也就是中央华侨联合会的前身，统一领导全朝鲜华侨工作，协助各地建立地方华侨联合会。团结华侨拥护支持朝鲜政府，引导华侨认识新的社会制度；协助朝鲜政府落实华侨分地、就业；教育华侨心系祖国，和朝鲜民众和睦共处；兴办华侨学校，开展扫盲，成立业余识字社；劝导华侨革除陋习，严禁鸦片、赌博、封建迷信。当时年满十八岁华侨，不分男女、家境、信仰，都是联合会会员，缴纳会费。广大华侨踊跃支持联合会，自愿捐款资助。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工作热情很高，虽然文化不高、待遇微薄，却毫无怨言，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开展工作，侨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战争爆发，华侨联合会动员华侨支援前线。美军占领朝鲜北部期间，华侨联合会随同人民军后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联合会组织华侨协助志愿军，恢复华侨子弟学校，调配教师，安排华侨撤回国内，安置遭受战火伤害的侨民。战后重建阶段，恢复各地华侨组织，发动华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安抚受难同胞，推动生产自救；继续整治吸毒恶习，开展扫盲、恢复识字班；配合朝鲜政府恢复中国人学校，调配师资，让华侨子女重新入学读书。

为顺应朝鲜社会形势变化，“旅居朝鲜华侨联合会”改称为“旅居朝鲜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各道、市设立华侨联合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各道华侨联合会委员长兼任。

1952年，旅居朝鲜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马玉声，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中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件事也促使朝鲜政府更加重视华侨联合会，开始承担联合会全部经费，华联会领导干部享受朝鲜国家干部待遇。中央华侨联合会委员长享受副省级待遇，配备专用小轿车，从此取消会员缴费制度。

朝鲜政府给予华侨干部国家干部身份，是对侨界的照顾。从中央到各道的华联干部都是专职，统一穿着中山装，享有较高威信。朝鲜各级政府尊重华侨干部，重视他们的意见建议，处理华侨相关案件，也会征求华联干部的看法。1959年末，中央华侨联合会内部出现重大意见分歧，分化为委员长一派与副委员长一派。

1958年，依据中朝两国协定，朝鲜政府接管旅居朝鲜华侨团体。委员长因病无法主持工作，副委员长陈首多次组织华侨到平壤讲习参观，宣传“热爱朝鲜就是热爱祖国，建设朝鲜就是建设祖国”“中朝两国是一家”。

他代理主持中央华联会工作期间，连同数名华侨退出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并且加入朝鲜劳动党。这一情况，给了朝方介入华联会内部事务的机会。朝方接纳他们的请求，在中央华侨联合会内部设立朝鲜劳动党支部，委派支部书记。

这一做法遭到以原委员长为首一部分华侨的抵制。他们认为，华侨联合会是华侨自主的民间社团，应当保持独立，不能成为驻在国政府附属机构，不应当掺杂政党政治。华侨联合会不是政治组织，不宜设立党组织；华联干部应当由华侨选举产生；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人，属于外国公民，不再具备华侨身份，丧失中国公民的权利义务，不能再担任华侨组织领导，否则背离华侨联合会成立的初衷。这部分华侨的意见遭到朝方驳回，朝方的理由是：依据中朝协定，朝鲜政府接管中央及各地华侨联合会，有权按照本国模式改组该组织，包括地方分支机构。

1964年，朝鲜党和政府对中央华侨联合会进行全面整顿，把原本在华联会做后勤工作的朝鲜籍人员调入组织部；将原党支部升格为党委员会，新任命党委员长（党委书记）；同时把“旅居朝鲜华侨联合会”更名为“朝鲜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去掉“旅居”二字。自此，华联会工作人员由朝鲜党机关直接任免，丧失自主权限，全部工作需要党委批准，演变为朝鲜劳动党下属的社会团体，华侨出身的干部有名无实、有职无权。

在此之前，1963年，中央华侨联合会撤销各道华侨联合会常设机构，理由是大部分华侨已经入朝鲜籍，道一级华联会已无存续必要。但是撤销常设机构却保留领导岗位，由这些人员承担相关工作，委任朝籍华人担任兼职副委员长。各地原来的专职华侨干部全部调往平壤。中央机构人员臃肿，当时掌握权力的一派借机排挤异己，把不服从、有意见的干部调离，有的下放到农村，有的调往地方中国人学校，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委员长马玉声称病不再主持工作，但朝方没有免去他的职务，直至逝世，名义上依旧是委员长。马玉声是旅居朝鲜华侨联合会的创建人、首任委员长，为华侨做过大量实事，在华侨心中广受敬重。

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朝关系一度转冷。华联会已经属于朝方附属机构，也受到冷落。平壤华侨青年向华联会提出诉求，希望恢复平壤中国人高级中学，希望部分入籍华人恢复中国国籍，但是华联会已经无力解决。

当时平壤华侨的诉求本身并不违反朝鲜法律。因为属于华侨社团，朝鲜政府不便直接出面干预，采取观望态度。华联会党委书记出面劝说华侨，华侨不予听从。该人无计可施，竟用小刀割伤自己，诬陷华侨加害于他。即便如此朝方依旧不予介入。该人在华联会无法立足，只能返回中国。

咸南道华侨联合会，当时被华侨自发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管权力。国庆活动、华侨与地方政府交涉纠纷等事务，全部由学习班出面处理，原来华联会干部全部靠边。

文革结束之后，中朝关系回暖，不少朝籍华人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华侨人数有所回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更加重视侨务，经常委托华联会办理侨务，例如恢复国籍、申办护照。当时华联会仅有一名宣传部长是华侨，经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大使馆也经常直接接触华侨。1976年，朝方再次整顿中央华侨联合会，从平壤华侨当中选拔数人进入中央华联会，委任赛宗恒为委员长；两人进入组织部，一人负责平壤侨务，一人分管各道；另安排一名华侨担任宣传部长。同时更换党委书记，新书记兼任副委员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华侨出任。经朝鲜政府批准，恢复各道华侨联合会，但不再设立专职常设机构，道华联负责人全部兼职不脱产。

之后朝鲜政府调整华联会隶属关系：原先是朝鲜劳动党统战部、外交部双重领导，改归平壤市党委、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局管辖。各道华侨联合会不再直属中央华联，改归各道人民委员会外事局管辖。中央华联与各道华联近乎平级，中央华联虽为常设机构，也不能随意到地方开展工作，实际职权被大幅削弱。清津总领事馆设立之后，中央华联和咸南道、咸北道的联系更加稀少，如今中央华联主要协助领事部门办理华侨回国护照，实质上近似平壤市华侨联合会。咸南道华侨联合会撤销常设机构，原委员长调往平壤；咸兴市只设一名副委员长加两名委员，咸南道华联实际上不复存在，不再指挥市郡基层，基层直接归中央华联管理。咸兴当时委任的副委员长、组织委员都是朝籍华人、朝鲜劳动党党员，宣传委员也是朝籍华人，七十年代末回国定居。副委员长、组织委员相继病逝。1978年初重新任命咸兴市华联负责人；1979年任命咸兴市华联委员长；1980年，中央华联把咸兴市华侨联合会改为咸南道华侨联合会，兼顾咸兴市与整个咸南道侨务；1981年正式任命咸南道华联委员长及两名委员，咸兴市内设立两个支部，各市郡设立支部，支部长由道华联推荐，中央华联批准任命。

如今各市郡华侨人数锐减，很多地方已经不足以成立支部。商原郡、新浦市、长津郡仅两户华侨，咸州郡只剩一户。道华联便委任联络人，方便沟通对接。

六十年代初，受中央华联副委员长陈首等人威逼诱导，旅居朝鲜华侨百分之九十以上加入朝鲜国籍，成为所谓“假朝鲜公民”。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批朝籍华人向当地安全部门申请退出朝鲜国籍。初期遭到阻拦，但是侨民诉求强烈坚决，地方安全部门才受理申请。

办理退籍，需要提交退籍理由书、个人简历、亲属关系确认书，上交三张照片，缴纳相关费用，经过郡、市、道、中央人民委员会层层审批，由朝鲜安全省第五局下发批准证明。拿到批准文件之后，到保卫部出入国事业处申办无国籍证；再凭中国大使馆、总领馆颁发的护照，办理外国人身份证件。原先外国人证由郡区出入国部门办理，1994年起统一归中央保卫部出入国事业处办理。

说明：此文刊载于《侨园》2013年第10期，谨向本文作者王永贵主任及收集本史料时给予帮助的同志等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刘贤一

细读王永贵总领事《朝鲜记忆（五）》，完整回顾了旅朝华侨社团从华侨商会，到华侨联合会的兴衰历程。早期商会护佑侨民，团结互助，兴办学校；华联会初创时期生机勃勃，维护华侨切身利益。之后受时代、外部环境影响，社团一步步失去自治权，内部出现分歧，大批华侨被劝入朝鲜国籍，历经文革风波，组织架构几经反复。这一段曲折的侨团历史，是旅朝华侨沧桑命运的缩影，史料珍贵，值得我们归侨后人细细品读。感谢梁森培转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