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史钩沉〕古代朝鲜华侨 〔转载〕

刘贤一

〔侨史钩沉〕古代朝鲜华侨

楼主梁森培

古代朝鲜华侨可上溯至殷末周初。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殷商王族箕子率众五千前往朝鲜，这便是朝鲜华侨的开端，历代不少史书都记载了这次事件。朝鲜最早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述。朝鲜自高丽朝开始，就把箕子尊为自己的祖先。在《三国史记年表》里，将箕氏朝鲜列为朝鲜的第一个王朝。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灭殷，命人释放箕子。箕子不愿目睹殷商覆灭，于是带领五千部众远赴朝鲜，把商朝的文化带到那里，推动了朝鲜社会的发展，也开启了朝鲜华侨的历史。

战国末期，秦国日渐强大，许多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逃往朝鲜。一部分人从山东半岛渡海前往，一部分取道辽东陆路入境。来到朝鲜之后，他们和当地民众和睦相处，逐步融合，建立了辰韩。从陆路迁入的有数万人，古朝鲜王准接纳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古朝鲜的西部地区。

西汉时期，燕王卢绾反叛汉朝，朝廷出兵讨伐燕国，燕地大批百姓外出避难。燕人卫满率领千人渡过浿水，逃亡朝鲜，得到古朝鲜王准的接纳安置。东汉南北朝时期，公元550年，北齐攻打东魏，东魏不少百姓逃奔高句丽。这一时期定居朝鲜三国的华侨数量不少，除避乱流民之外，还有文人、僧侣、工匠、画师等群体。中原文人，对百济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隋、宋时期，朝鲜半岛形成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境内都有华侨居住。隋朝和百济、新罗关系和睦，与高句丽关系紧张。公元612至614年，隋朝三次征伐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一部分战败的隋军流落当地，没有返回故土。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国力强盛，对外交往广泛。这一时期居留朝鲜的华侨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和平迁徙而来的平民；二是战乱流落当地的将士；三是治理百济、高句丽旧地的官吏、戍卒。五代十国，前往朝鲜定居的华侨不少，以渤海人为主。北宋时期，赴朝经商的商人增多，成为当时华侨的重要组成。南宋受宋金对峙局势影响，去往朝鲜的华侨数量有所回落。元朝，元与高丽政治、经济往来十分频繁。此时华侨涵盖王室公主、官吏、文人、工匠、流民、被掳民众等，人数多，身份构成复杂。他们侨居高丽，对高丽社会贡献很大。

到了明代，明初对周边国家采取友好政策，双方使节往来不断。明朝曾两次派遣十万大军入朝，援助朝鲜抗击倭寇，耗费军饷数百万两。这一时期朝鲜华侨主要包括：流民与散兵、被掳掠的百姓、文人、医生工匠，还有一部分获罪流放之人。

清朝，朝鲜为李氏王朝。清朝入关之前，清与朝鲜关系紧张；1644年清军入主北京之后，两国关系才逐步缓和。清代前中期一百五十多年，实行和唐宋开放贸易截然不同的限制性对外政策，严禁民间私自出海，诸多传统出口商品遭到管控，推行垄断贸易。中朝之间，仅保留官方朝贡贸易以及边境定点互市。受闭关锁国政策影响，清廷对出海经商、移居海外的民众并不认可，不仅不予扶持，反而多方阻挠国人出国经商定居，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因此，清前期至中期，旅居朝鲜的华侨，相较前代明显减少。留居当地的，多为历代华侨后裔、明代援朝将士后代、明朝旧官吏后裔以及明代明代移民后人。晚清，受西方列强冲击，国门被迫打开，两国商人得以互相往来、定居，朝鲜华侨人数逐步回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总而言之，古代朝鲜华侨历史悠久，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高丽王朝时期，高丽同北宋、辽保持朝贡往来，旅居高丽的华侨规模最大，是古代朝鲜华侨的鼎盛阶段；第二，各个时代迁居朝鲜的华侨勤劳质朴、艰苦创业，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与社会进步；第三，古代朝鲜华侨没有形成独立稳固的华侨社群，岁月流转之下，大多逐步融入朝鲜民族，被当地同化。

（参考、节选杨昭全、孙玉梅著《朝鲜华侨史》）

刘贤一

龙岩浦薛礼庙旧忆

唐代薛仁贵东征高句丽、镇守平壤安东都护府，安抚辽东百姓，传播中原文教，对朝鲜半岛历史影响深远，后世民间多建祠立庙，世代祭祀。

据旅居朝鲜龙岩浦老一辈华侨亲历见证，旧时龙岩浦南部江畔，曾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薛礼庙。该古寺历经千年沿革，是中原文化根植朝鲜北疆、见证古代军民戍边侨居的珍贵实物遗存，亦是当地华侨世代敬奉、铭记华夏文脉的重要古迹。

惜时局更迭，这座承载千年史迹与华侨乡愁的薛礼古庙，后被当地拆除，古址湮灭、旧构无存。今日已无实物可考，唯留存于归侨先辈的亲身记忆与口述史料之中，成为龙岩浦侨史一段不可复刻的珍贵往事。